「璇璣閑考」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涉琴文字補說

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，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搶救性發掘了洛陽寇店鎮西朱村M1號曹魏時期的皇室成員大墓[1]。墓中出土刻銘石牌200餘枚，其內容多是隨葬品的名稱、數量等的記錄。李零[2]、曹錦炎[3]等先生在《博物院》2019年第5期發表文章，刊布了這批石牌銘文中的絕大部分，並作了相應的研究。又據趙超先生研究認為，該批銘文石牌應稱為「石楬」[4]，本文從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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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零先生全面考釋了138件石楬銘文。本文擬在李零先生考釋基礎上同時參考其他諸家研究，著重對M1：39號、M1∶337號石楬涉琴文字的訓釋試作補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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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1：39號石楬

M1∶337號石楬

M1：39號及M1∶337號石楬的拓片圖像見上圖。李零先生、鄭志剛先生相關訓釋如下：

李零

禮樂類：贈幣、鍾、鎛、奏鼓、鼙鼓、笛、簫、琴、箏、琴撥。

……

「〔墨漆〕畫琴一，/〔丹縑〕囊自副」（M1∶39，圖110）

「……□山畫箏，/……衣，柙自副」（M1∶198，圖111）……

「三合金撥， / □ □自副」（M1∶337，圖112）

三合：疑讀三盒。撥：疑指琴撥。[2]

鄭志剛

「……畫琴一……囊自副」

六邊形，石牌上部殘失，腰部斷裂痕左低右高；正面陰刻隸書殘存6字。按琴，七弦琴，通稱古琴；囊，琴囊，貯琴之囊。所謂「…畫琴一…囊自副」，或指描繪在漆器上的一張古琴，並且還配置有貯琴之囊。[5]

又

「丹縑囊」：指的是包裹器物的包袱皮或罩子。縑為雙絲的細絹。《說文》：縑，並絲繒也。如果所釋無誤，那麼這將是一則目前最早的描述琴囊及其質地和顏色的史料。

「自副」：即自配。副與主相對，指與主要隨葬品相配套。

據不同研究者考證，此墓的墓主可能為曹操次子曹彰，或魏明帝曹叡，或魏明帝愛女曹淑和甄黃的合葬墓等，墓葬年代約在223-263之間。這一前後正是著名琴家如蔡邕，蔡文姬，杜夔，阮籍，嵇康等生活的年代。他們所彈之琴究竟什麼樣？

迄今為止出土的古琴實物，時代跨度從春秋早期（郭家廟）到西漢中期（海昏侯），皆為半箱式琴（典型的半箱式琴如圖），且基本出土於楚地。而傳世古琴，包括疑為北魏時期的日本正倉院金銀平文琴，則都為全箱式。二者之間的矛盾如此突出，使得出土的半箱式琴是否是傳世全箱式古琴前身的問題，成為一個爭訟已久的學術焦點。持「非前身」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原地區另有全箱式「中原琴」以區別於半箱式「楚琴」，只是因為墓葬條件不好沒有發現而已。不過，大部分學者都基本同意，古琴的相關考古圖像資料也都已證實，古琴至遲在東漢到魏晉期間就已定型為七弦十三徽、與傳世古琴一致的的全箱型形制。因此無論是哪一方，都不約而同地在時間上把目光投向這段尚待填補的歷史空白期，在空間上投向中原地區。不論這裡出土何種琴器，都有可能使得學術觀點的天平傾側。

馬王堆漢墓出土七弦琴

因此，得知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透露出此墓有一張「畫琴」隨葬，難免不讓人激動一番。但遺憾的是此墓早已遭遇嚴重盜擾，如今我們只能空對「畫琴」石楬殘片和一些無法辨認的漆木器遺迹，留下無限嘆惋與想象。

M1出土漆木器殘片

畫琴

鄭志剛先生將「…畫琴一」釋為「描繪在漆器上的一張古琴」，而且這張畫在漆器上的琴竟然「還配置有貯琴之囊」，殊為難解。「畫」應該是「琴」的定語，用來修飾琴，即有畫之琴，而不是有琴之畫。古漢語並非沒有定語後置的情況，但往往有「之」「者」之類的助詞同時出現。此外，該墓其他石楬有大量諸如「墨漆畫扶欄」、「赤漆畫奏鼓」、「墨漆畫簫」、「墨漆畫搏具」「墨漆畫案」之類的用例，此楬不可能有例外。漢魏漆器多以黑、紅二色為主，墨漆畫即以黑漆為地繪紅色圖案。因此李零先生認為殘缺部分應為「墨漆」是合理的。

今試以李零先生補綴之「墨漆」「丹縑」二字，裁取其他石楬文字擬合，以一窺全貌，聊補缺憾如下：

古文獻中雖然未見「畫琴」的記載，但盛加裝飾的「寶琴」卻並不鮮見。如《古琴疏》：「帝嚳之妃以碧瑤之梓為琴，飾以?琈寶玉，故名日『?琈』。」又據《西京雜記》：「趙後有寶琴曰鳳凰，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鶯鳳古賢列女之像。」以及：「漢高祖入咸陽，周行府庫，其異者，有琴長六尺，安十三弦，二十六徽，皆用七寶飾之，銘曰『璠玙之樂』。」或言《西京雜記》為偽書，但如果結合出土的戰漢彩繪琴器實物，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五弦琴，湖北棗陽九連墩一號墓浮雕彩繪十弦琴等，則所記之事未始不可信。與墓葬年代大約同一時期的嵇康（223 -262）在《琴賦》中描繪造琴的情況時就說：「乃使離子督墨，匠石奮斤，夔襄薦法，般倕騁神。鎪會裛廁，朗密調均。華繪雕琢，布藻垂文。錯以犀象，籍以翠綠。弦以園客之絲，徽以鐘山之玉。爰有龍鳳之象，古人之形。」雖然漢賦的文學語言辭藻華麗，鋪陳誇張，但至少客觀反映了當時奢華的審美取向。

曾侯乙墓五弦琴（均鍾）

湖北棗陽九連墩一號墓浮雕彩繪十弦琴

日本正倉院所藏金銀平文琴，表面裝飾金銀平紋之人物鳥獸草木花紋，璀璨奪目，可與嵇康的描述相印證，可以認為是一件傳世「寶琴」的活化石。日本學者林謙三認為是中國唐代（開元二十三年，或貞元十一年）所制；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則認為更可能是北魏時期（435，或495）的作品；鄭珉中先生雖然認為是日本仿唐的作品，但也同時指出此琴來源於中國的「寶琴」。李美燕認為此琴確系中國傳入，其時間有可能是在南朝劉宋以後，隋唐以前；謝孝蘋認為成琴時間更可能在後梁大定元年（555年）。撇開年代爭議不論，這一時期存在「寶琴」確是不爭之事實。

日本正倉院藏金銀平文琴

誠如鄭珉中先生所言[6]，「寶琴」應該是相對於沒有裝飾的「素琴」而言。《禮記、喪服四制》雲「祥之日，鼓素琴，告民有終也，以節制者也。」鄭玄註：「素琴，無漆飾也。」素琴是喪儀期間除服日君子所御之琴。「素」有純潔本真的意象。因此《晉書·陶潛傳》說陶淵明「性不解音，而畜素琴一張。」到了唐代，士人們已經不再崇尚「畫琴」和「寶琴」這種奢華之風，所彈之琴便都是素琴了。

三合金撥

對M1∶337號石楬「三合金撥， / □ □ 自副」試說如下。

銅質容器

李零先生將石楬銘文中的所有「合」字，均釋為「盒」。但范常喜先生對此有不同意見[7]。他認為，根據「合」字在石楬銘文中出現的位置可以將其分為兩類，一類綴於器名之後，一類冠於器名之前。綴於器名之後者應釋為「盒」，如「黃、白荊餳各一合」，「墨漆畫楊柳粉銚一合」等。而冠於器名之前者應釋為度量單位之「合」。《說苑·辨物》：「千二百黍為一龠，二龠為一合，十合為一升。」如「三合銀香爐一」，「半合淳金盤、椀各一」之類。

如果依照范常喜先生的意見，「三合金撥」中的「合」應為度量單位之「合」，約等於60毫升（約一兩二）。那麼與此對應，「金撥」應該為某種銅質容器。

琴撥

眾所周知，古琴是指彈，不用撥子的。但「琴撥」或「琴撥子」這個器物名稱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考古界和古玩界所熟知，其來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。在商周時期的遺址中, 經常出土一種被稱作「柄形飾」的文物。這種「柄形飾」或石質，或玉質，形狀大體都相同，看去很象某種東西的「柄」，所以被稱為「柄形飾」或「柄形器」。其中不少玉柄形器同時也像是縮小的古琴（如圖）。李小燕的研究指出，上世紀30年代，當時的殷墟發掘者因此稱此類玉器為「琴撥」，認為它是用來彈撥琴弦的。直到50年代，考古界仍在編寫發掘報告時稱其為「琴撥」或「琴具」。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考古研究基礎薄弱，定名往往沿襲古董行的俗話，望形生名而已，並無科學依據[8]。因此所謂「琴撥」完全是一個並不存在的「人造」器物。

典型的玉柄形器

然而「琴撥」的發現，尤其是其擁有可上溯到殷商那麼悠久的歷史，使得琴界不少人深受鼓舞並津津樂道。但隨著考古研究的發展，「琴撥」問題已漸漸明了。儘管柄形器究竟為何物的爭論數十年來從未平息，儘管古琴的造型和審美取向或許受其啟發，但它和古琴並沒有直接關係卻早已成為共識。當代著名古琴藝術家龔一先生在台灣故宮博物院參觀時，也發現該館仍以「琴撥子」命名柄形器，曾當面予以糾正[9]。

因此，如果李零先生疑「金撥」為「琴撥」，指的是以上這種考古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「琴撥」的話，那麼就依據不足了。當然，「琴」也可以認為泛指弦樂器，如此一來琴撥可指琵琶、箏或阮的撥子等，則又可以成立。如果進一步結合另一石楬銘文「……□山畫箏，/……衣，柙自副」（M1∶198）來看，似乎可以認為是箏用的撥子。但無論如何，最終與「三合」這一量詞還是無法聯繫。

葬具

「撥」也是一種葬具。《戰國策》：「弓撥矢鉤」。其注曰：「撥，弓反也。又葬具」。又《禮、檀弓》：「廢輴而設撥」。鄭玄註：「撥，可撥引輴車，所謂紼」。紼為古代出殯時拉棺材用的大繩。執紼，指送殯：「紼者，所牽持棺者也」（《白虎通》）。因此「撥」又可以釋為紼這種葬具，是在下葬時用來牽持棺材的大繩。葬具雖然和隨葬品的意義不同，但也並非不會出現在墓中。比如王咸秋認為，該墓另一石楬銘文「絳九流一」，是指喪禮中的九旒之旗，在送葬時作為儀仗旗之用，入壙後放置在墓中[10]。但「撥」如果為大繩，獨立則可解，與「三合」、「金」合稱則難解，故此說亦似不通。

綜觀以上三種訓釋，筆者認為銅質容器更有可能。

如果按照容積約一兩二的銅質容器這一思路展開，對「三合金撥」則可以有幾種猜想：

1. 「撥」疑為「缽」的俗字。「金撥」即「銅缽」。但作為食器的「缽」容積太大，似與此不符。因此可能為「水盂」之類的文房器。但「撥」為「缽」的俗字尚缺乏用例，證據力度稍嫌不足；

2. 「撥」疑為「鎛」的俗字。但此處的「鎛」並非為鍾鎛之鎛，因為後者已經在M1∶111中出現過了：「鑮（鎛）鍾四，墨〔漆畫〕/扶蘭（欄）自副」。此處的「鎛」應該是農具之「鎛」[11]，（詩經：「其鎛斯趙，以薅茶蓼」），形如鏟子，有一定容積，只不過小型化、精緻化后成為生活用具了。

西漢銅鎛

考察這種小型的匙勺一類非食具生活用品，民間老一代人都有同時稱其為「撥子」的，而其中一些匙勺部分已經沒有了容積，成為了鏟形。比如中藥鋪使用的「葯撥子」、「葯鏟子」，茶道用具「茶撥」，文房用品「漿糊撥子」等（如圖）。因此，雖然沒有在文獻中找到「撥」與「鎛」通假的用例，但從以上讀作（或書作）「撥子」的器具像「鎛」之形可以推斷，民間以「撥」代「鎛」是成立的。如果進一步結合其他石楬銘文中出現的「墨漆畫葯函」（M1∶152），「葯簁」（亦葯匣、藥箱。M1∶112）和「銀小杵臼」（葯臼，M1∶281，圖77），則「三合金撥」似可釋為：

「容量為三合的銅質葯撥子」。

中藥房用具銅撥子

漿糊撥子

茶撥子

3. 「撥」或為「鈸」之俗字。「金撥」即為打擊樂器「銅鈸」。銅鈸又稱銅鈸子、或銅缽子，亦稱銅盤、鐃鈸等，以響銅製造，形如圓盤，中央隆起如丸，中心穿孔系以布繩，持拿兩片，互擊鳴奏。即然其形如圓盤，也可能以容量來區別其大小。但按照東漢大喪的樂器隨葬規制：「鍾十六，無虡。鎛四，無虡。磬十六，無虡。塤一，簫四，笙一，箎一，柷一，敔一，瑟六，琴一，竽一，築一，坎侯一。」[12]，銅鈸並不出現在其中。王咸秋根據石楬銘文所出現的一些兒童玩具及相關歷史資料推測，西朱村M1的墓主人極有可能是曹淑和甄黃這兩位早殤的孩童[10]。如果此說成立，那麼「銅鈸」作為一件獨立的兒童玩具也並非不可能。

綜上，筆者認為，M1：39號石楬所示「畫琴」和琴「囊」不僅揭示了漢魏時期以畫琴隨葬的事實，而且也首次描述了琴囊及其質地和顏色，是一則珍貴的史料。而M1∶337號石楬的「金撥」不可能是「琴撥」，也不因歸入禮樂器一類。「三合金撥」更可能是一種銅質容器，具體可能是「容量為三合的銅葯撥子」。（完）

2021年11月17日

吳躍華於北京

（本文尚未發表，抄襲必究）

參考文獻

[1]王咸秋,嚴輝,呂勁松.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葬[J].考古,2017(07):71-81+2.

[2]李零.洛陽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銘文分類考釋[J].博物院,2019(05):6-20.

[3]曹錦炎.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墓主身份淺析——兼談石牌銘文所記來自一帶一路的珍品[J].博物院,2019(05):21-28.

[4]趙超.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定名與墓主身份補證[J].博物院.2019（5）:29-36.

[5]鄭志剛. 漢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[D].南京大學,2019

[6]鄭珉中.論日本正倉院金銀平文琴兼及我國的寶琴、素琴問題[J].故宮博物院院刊,1987(04):25-36+66.

[7]范常喜.洛陽西朱村曹魏墓石牌「三合銀香爐」小考[J].中原文物,2020(06)142-144.